美媒周刊防疫之道在于善举与科学参考消息

　　参考消息网4月12日报道美国《纽约人》周刊3月29日报道，彼得·霍特兹在其新书《防范下一场大流行：反科学时代的疫苗外交》中写道：“短短几年前，全球卫生政策圈子的许多人还为消灭灾难性传染病和热带疾病的前景感到兴奋。”然而，霍特兹指出，早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流行病就已经开始反弹。霍特兹是美国贝勒医学院的儿科医生、热带传染病专家，医院疫苗研发中心的联席主任。他的书吸取了热带传染病领域的经验教训，也借鉴了他在贝拉克·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担任科学特使——国务院和白宫共同设立的职位——从事国际工作的经验教训。从书中不仅能了解像小儿麻痹症和白喉这样的常见祸患，还能了解许多所谓被忽视的热带疾病，包括登革热、利什曼病、血吸虫病和南美锥虫病。他综合分析了这些病的生物学特性和有关促成其传播的社会和政治因素文献，慷慨激昂地坚称：我们不能脱离广泛的全球潮流来防止大流行。他指出了致命性疫情的多种非医学驱动因素——战争、政治动荡、人类迁徙、贫困、城镇化、反科学和民族主义情绪以及气候变化，认为在生物医学领域不断取得进步的同时必须就这些地缘政治问题采取一致行动。政治动荡伴随疫情战争和瘟疫位居末日四骑士（《圣经新约》里的典故——本报注）之列，而无数历史先例证明了这一寓言的正确性。始于年的大流感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部队调遣和人口变化推动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产生了伤寒。本世纪头20年也有不少例子。也门的冲突造成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霍乱疫情，自年暴发以来已有万人感染。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战争导致麻疹和小儿麻痹症死灰复燃。即便没有战争，政治动荡也会带来类似的结果。霍特兹谈到了委内瑞拉，该国经历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崩溃和社会混乱，导致医疗体系支离破碎。麻疹曾经被根除，但在年再现。随着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恶化，血吸虫病开始蔓延，它由淡水蜗牛传播，人们在有这种蜗牛的河里洗澡或洗衣服就会感染。病虫害防治措施的失败助长了由蚊子携带的疾病增加，包括寨卡病毒、基孔肯雅热和登革热。当然，一旦传染病在某个国家肆虐，它们就很容易传播到别的国家。气候变化雪上加霜随着非洲和中东地区战争的难民逃往欧洲，一些据认为早已被消灭的疾病卷土重来：基孔肯雅热和登革热在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出现；疟疾在希腊和意大利出现。科西嘉岛有史以来首次出现血吸虫病。霍特兹没有将这些感染现象完全归因于难民的迁徙，他正确地指出，气候变化导致的南欧气温升高以及意大利和希腊经济衰退也是可能因素。另一个因素是难民往往逃往城区：在叙利亚，成千上万人挤进阿勒颇的贫民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金沙萨成为主要枢纽。密集的城镇化也会导致传染病的传播，因为人口的激增很快会超过卫生基础设施的承受能力。霍特兹写道，未来十年，“新的大城市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现”，城市中心的居民将在万人以上。据预测，到年将出现大约40个大城市，其中许多位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低收入国家。霍特兹描绘了一幅令人担忧的景象：大城市无力提供安全的水和适当的卫生条件，导致伤寒和霍乱，还有钩端螺旋体病，这种病在城市老鼠和狗的肾脏中积聚，可通过受污染的饮用水传染给人。给这幅反乌托邦情境雪上加霜的是，霍特兹强调，气候变化将进一步加剧传染病。中东地区史无前例的热浪带来干旱，造成粮食没有保障、对水的争夺愈演愈烈，迫使农村人口纷纷前往已然人满为患的城市中心。气温上升还改变了昆虫的生态系统。西尼罗河病毒如今在南欧司空见惯。经由蚊子传播的病毒横扫南美洲和中美洲，进入加勒比海，继而进入美国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政治误导威胁生命霍特兹提到的感染促进因素大多具有明显的有形体现。“反科学和民族主义”是个例外。在霍特兹看来，反科学意识形态——尤其是反疫苗运动——的兴起与个人高度相关。他的前一本书围绕女儿蕾切尔（现年20多岁）展开，名为《疫苗没有让蕾切尔得自闭症》（年）。他现在向我们通报了他破除疫苗导致自闭症谱系障碍说法的最新结果。他注意到这些说法导致“接种疫苗的儿童数量锐减”，试图告诉公众“大量证据否定了两者之间有任何关联，因为我们已经弄清了遗传学、自然历史和自闭症发育路径”。尽管他苦口婆心，反疫苗人士却在网上对他穷追猛打，信口雌黄地指称他个人从疫苗中获利。霍特兹还调研了反疫苗阵营的政治力量。在美国和欧洲，反疫苗人士与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运动联手，与茶党结盟的美国反疫苗团体以“医疗自由”“健康自由”或“选择权”为由主张拒绝给儿童接种疫苗。反疫苗政治行动委员会游说各州立法机构允许家长决定退出学校的疫苗接种计划。霍特兹承认“把反疫苗精灵重新装回瓶子里”绝非易事，但认为科学家必须“通过公开接触进行反击”。“以善举修补世界”在书的开头，霍特兹称赞了他的“榜样”——美国病毒学家阿尔伯特·萨宾。萨宾是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与苏联科学家建立伙伴关系对一款口服小儿麻痹症疫苗进行试验。这一合作发生在冷战登峰造极的年代，在霍特兹看来是“不同意识形态的科学家为推进科学用于人道主义目的而克服外交紧张乃至公开冲突的标杆楷模”。萨宾的例子激励了霍特兹倡导所谓的疫苗外交，主张已经研制出疫苗的国家把它们提供给缺少疫苗的国家。当年萨宾和他的苏联同僚们合作时，美国在生物医学技术方面基本处于垄断地位。现在情况不同了，美国、英国、德国、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的疫苗都在争夺客户。在发展中国家发挥软实力的机会对美国的对手们尤具吸引力。俄罗斯一心想让它的“卫星V”新冠疫苗成为拉美国家的首选，于是散布有关竞争对手的虚假信息。对中国来说，它已承诺向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塞尔维亚、埃及、伊朗和伊拉克等国提供数百万剂疫苗。从医学上讲，世界上许多国家现在有能力迅速生产出可靠疫苗的事实令人欣喜。病毒不会辨认国界或政治对抗，但此次新冠肺炎危机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本质是全球性的，却也是国家性的——是国际协作和分享经验的时刻，也是实施旅行禁令和关闭边境的时刻。现在预测这个新时代的局势会如何发展为时过早，而霍特兹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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