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国为什么难以消化四万亿后遗症

原创声明：正文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向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独家供稿，未经授权请勿转载。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及其所在机构意见。

20世纪70年代，以第四次中东战争和伊朗革命的爆发为契机，世界范围内先后爆发了两次石油危机。这两次石油危机虽然当时对中国经济影响并不大，但是随着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大，今后的风险应值得重视。

更广为人知的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的两次金融危机——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两次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在宏观调控、体制改革等方面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取得了不同的效果。

上述四次危机的背景、起因各异，危机发生时我国的制度环境和经济态势也各不相同，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在研究这四次危机时，应将其置于何种分析框架之下？四次危机又分别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在为CF40独家供稿中指出，日本应对石油危机的对策可作为中国的前车之鉴，其在“转方式”上比较成功，相对较弱的是“调结构”。日本认为，是石油危机而不是自身供给侧存在问题影响了经济发展，并相应地采取了经济刺激政策，从而在“调结构”上走了弯路。

此外，蔡昉认为，两次金融危机发生时，中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不应再选择回归过去的潜在增长率，而是尝试着回归新的潜在增长率。在此情况下，我们会遇到以下两个问题：第一，过度刺激带来的后遗症，比如产能过剩、高杠杆、僵尸企业等等。第二，我们现在还在尝试采取经济刺激政策，但是却和“推绳子”一样使不上劲。

两次金融危机中国所处发展阶段不同

第一，我们现在处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对于面临的问题，应该主要从自身调结构、转方式、转变经济增长动能入手，但是在此过程中，外部冲击是必然要发生的，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有所防备——更何况有些危机也可能是自身原因造成的。所以，我们需要内外兼顾、防范系统性风险。因此，对两次石油危机和金融危机做一个回顾性研究，经过比较分析，提炼其政策含义，我觉得是必要且有价值的。

第二，我认为石油危机和金融危机是不一样的。总体来说，石油危机是典型的供给侧外部冲击，金融危机则是需求侧外部冲击。在石油危机中，对于供给侧的冲击，我们主要是承受者。比如，我们刚刚经历了来自大宗产品的价格冲击，虽然其方向和过去爆发的石油危机正好相反，但是从一个方向去研究问题，经过举一反三、逆向思维，仍然可以带来有针对性的政策借鉴，同时这也是必要的。比如所谓的“降成本、转方式、调结构”，其实常常是被供给侧外部冲击倒逼而生。对于需求侧危机，我们既受到其影响，同时危机本身也可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对此我们也需有所警惕。

过去我们对金融危机的讨论较多，现在回过头来再去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论坛成立于年4月12日，由40位40岁上下的金融精锐组成，即“40×40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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